在这里给国际排名和国内排名分别举一个例子:
A排名是一家世界大学排名。
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给各个国家的顶尖大学提供诊断,应该如何在该排名上取得进步,所提供的常规策略包括:
在学校的统计公告上提供更加有利于排名的教师、学生人数等统计数据;推荐更多对本校友好的学术专家参与同行评议;推荐更多雇佣本校毕业生的雇主代表参与雇主评价;建议大学推动学者进行更多的国际合作研究,即便没有很实质性的合作,也争取让国际合作学者带上本校学者的名字;参与该排名所组织的星级认证体系,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更高的显示度。
A大学排名诊断咨询费一般几万美元的价格不等,而这项星级认证的收费是2万美元/年,一次性收3年的费用。
B排名是一家本土排名机构。
他们在本土给大学提供咨询,收费价格为咨询一次5-6万人民币。
该排名的文献数据来源并非依托任何国内外知名的引文索引数据库,而是在没有充分同行评议基础的前提下,自创了一个引文索引数据库,该数据库的售价为首次采购6万人民币,每年的维护费2.4万人民币。
不难发现,A和B两家排名商业模式的相同之处是:借助于大学排名,向大学出售咨询、认证、数据类的产品。
令人非常奇怪的是,这些现象行内人所共知,却很少有人公开戳穿它。
教育主管部门在评价大学的时候经常将商业性大学排名作为评判大学办学绩效的重要依据。
不少大学校长会十分重视每一家大学排名机构的来访,亲自参与会谈,给予高规格接待。
大学排名机构的代表还会公开发表如下结论:“中国有88所大学的学科进入全球前400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为争创‘两个一流’奠定了基础”,“中国在稳居拥有世界第二多一流学科的大学基础上,不断勇攀高峰,已经提前部分完成了建设‘双一流’大学的一些目标”,“中国大学积极‘走出去’,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世界范围内对中国大学学术能力和影响的认可不断上升”……